十问国家社科基金——全国社科规划办
主任张国祚访谈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记者 祝晓风 李春艳
200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启动经费已于日前开始拨付，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也已进入起草、修改和征求意见的程序。在社科界影响越来越大的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工作，再一次引起社科界的关注。日前，本报记者围绕学界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采访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张国祚，共提出十个问题。张国祚清楚明白而富有说服力地作了回答，并表示以后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作为重要平台，公布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等重要信息。
问1：国家设立社科基金，对引领学术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答：我们党历来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中央专门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下发了一个文件。文件强调：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队伍。
国家社科基金的设立，正是为了鼓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潜心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国家社科基金工作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具有十分独特的重要作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能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一些优秀的专家学者，正是通过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基金资助的许多成果，填补了学科空白，推动了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的创新。总之，国家社科基金工作能凝聚、团结和引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使其关注的重点、研究的兴奋点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不论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视野开阔、学贯中西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队伍，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问2：近些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很快，国家社科基金总额及其项目管理是否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
答：的确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可喜的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资金总额增幅比较大。国家社科基金上世纪80年代刚刚设立时仅有500万元经费，90年代初也只有1000多万元。党的十六大召开后，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重视，明显加大了经费投入的力度，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达到了3.06亿元，2009年将增加到3.9亿元。
二是项目类别多样化。国家社科基金设立初期仅有一类项目，即年度项目，现在已扩大为五类项目，增设了重大招标项目、特别委托项目、西部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其中重大招标项目主要资助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特别委托项目主要以委托的方式资助党和政府决策部门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西部项目则是为了配合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方针，繁荣发展西部哲学社会科学，稳定西部哲学社会科学的队伍，重点资助民族、宗教、区域经济发展、濒危文化抢救、边疆稳定、对外开放等方面的课题；后期资助项目是资助已完成了80%以上的优秀成果，资助其尚未完成部分的科研及出版。目前后期资助项目主要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哲学、宗教学、语言学和考古学8个学科实行。后期资助项目的实施范围还要进一步扩大，因为这类项目的评审更容易把握质量，而且也有利于鼓励那些基于研究兴趣和研究实力而潜心治学的学者推出精品力作。
三是国家社科基金的管理更加严格、更加规范。由于国家社科基金成立较晚，所以早期管理不够规范。近年来，管理工作严把“两口两关”，收效明显。所谓“两口”是指评审立项的入口和鉴定结项的出口；“两关”是指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通过严把“两口”、“两关”，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成果质量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主要有两个显著标志：一是《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为党和政府提供了越来越多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的应用研究成果，受到高度重视；二是《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不断向学界推出价值厚重的基础研究成果，成为展示学术精品力作的平台。
问3：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学术研究，全国社科规划办在组织评审立项和鉴定结项工作时为什么要严把政治方向关？
答：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上层建筑，它是经济基础的某种反映，也必然受社会政治现实的影响和制约，并且不可避免地与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民族、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哲学社会科学除了个别学科，绝大多数学科内容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论意识到与否，也不论赞成与否，其研究成果总是不可避免地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等有所关联。由于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处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制度不同，所以，各国的政治思想、价值取向等，在很多问题上不容易形成共识。例如，我们国家所赞成的，西方国家未必会赞成；西方国家所推崇的，我们也未必愿意接受。因此，一个有远见的、有历史责任感的、有作为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自觉地使自己的研究同党和人民的事业、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而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学术价值。所谓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符合党的基本理论和现行大政方针的方向、符合国家和民族长远根本利益要求的方向。
问4：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评审、结项鉴定、优秀成果评选等过程中，您认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深层次问题？
答：近年来，由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并通过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进行了有力的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态势一年比一年好，但在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鉴定结项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关于普世价值问题。什么是普世价值？这个普世要怎么理解呢？如果理解成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价值，那么这样的价值大概是有的。如果是所有人都真正信奉的价值，恐怕是没有的。狼要吃羊，狼说我有这个自由权；羊说我不想被你吃，我也有自由权。显然，狼和羊的自由权不仅不同，而且完全对立。在这里有普世价值吗？没有!美国每年至少有四五万人被谋杀，这说明在一个最讲“人权”的国家里，很难有普世价值，因为那些杀人者和被杀者都是美国人。可见在美国也没有这样的普世价值。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发动海湾战争、发动阿富汗战争、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和这些国家有普世价值吗？显然也没有。再看看诺贝尔奖的评选吧。如果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评选有普世价值标准，还说得过去。但是，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的评选也有普世价值标准，那必然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不否认，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获得者对人类文学与和平作出过有益，甚至杰出的贡献，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包括冷战结束以来，某些人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无非是因为他们迎合了西方的政治需要和价值观念而已，他们的政治主张和价值取向并不具有普世价值。
还例如，关于“现代性”的问题。中国要进行现代化建设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要不断地发展进步，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西方的经济、技术和管理在某些方面比我们先进，值得我们学习，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能因为西方某些经济、技术和管理先进或现代，就不加分析地把西方的一切都当作“现代性”的标准，认为西方的社会政治理念也是“先进”或“现代”的标准。这显然是不妥的。其实，判断社会政治理念是否“先进”和“现代”，都是历史的范畴，都是相对的概念，没有绝对抽象的现代性。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决不能脱离具体的国情，而照搬别国的模式和理念。凡是能推动某个时代某个社会快速发展进步的社会政治理念，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都可以被称之为“先进”和“现代”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初期，毛泽东思想就是当时中国最先进、最现代的社会政治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就是当代中国最先进、最现代的社会政治理念。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优势，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把西方政治模式作为自己现代性的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虽然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但是，它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方针、治党治国治军理政和发展经济的总体思路，均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找到的最有利中国发展的最好的理论和道路。
问5：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的学者们都很关心“两口”、“两关”。大家很想知道，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是如何严把“两口”、“两关”的？
答：首先是严把立项入口。立项入口的第一关是资格审查。一是审查申报者是否承担着没有完成的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果手中还有在研的国家项目，那就没有资格再申报。二是审查其申请书中所提供的本人信息是否属实，如果不实，也将被取消申报资格。
第二关是通讯评审。我们按照课题的学科归类，采取双向匿名通讯评审，将申报者的课题匿名寄给5位同行专家来评审，这样可以降低人为的不公正性。在评审时，5位专家按照评审标准给申报书的质量打分，达到规定的分数线才可以入围会议评审。进入通讯评审的项目入围会议评审的比率大约是5：1左右。
第三关是会议评审。会议专家遵循独立审读、交叉审读、小组讨论提名、大组复议、投票表决等程序，确定拟立项目。会议评审既要审核课题设计和论证的水平，也要考查课题组前期研究成果，以此判断项目负责人及其团队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来完成所申报的课题。会议评审专家将按照2.3：1的比率，从入围会议评审的项目中选出各学科的拟立项目。所以，整个评审工作总的看来是规范的、客观的、公正的。会议评审确定的拟立项目，报经领导小组批准后，我们还要在网上公示一段时间，接受学界和群众的监督，公示一周后如果没有异议，才算正式立项。
严把鉴定结项出口关，就是在成果验收上，不降标准，不降门槛，严把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宁缺毋滥。首先采取双向匿名的方式把申请结项的成果寄给5位同行专家作鉴定，5位专家根据成果完成的质量写出书面意见，并提出等级和分数建议。分数采取百分制，等级分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类。全国社科规划办最后要组织专家汇总鉴定意见，重点考察成果的优长之处和存在的问题，然后确定能否结项、以什么等级结项。现在，能一次性通过结项的课题为50%左右，还有50%左右的课题需延缓结项。
进入鉴定结项的成果一般会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成果符合立项时被批准的课题设计，观点上没有偏颇，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学术规范，而且还有创新亮点，这样的成果能较顺利通过结项。第二种情况是成果存在一些小问题，但这些问题无伤根本，也可通过结项，但在正式出版之前，要按照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并报规划办备案。第三种情况是成果中问题较多，比如观点存在明显歧义，数据陈旧甚至出现错误，逻辑散乱，主题不集中，无端地缩小了研究范围，应用对策研究拿不出务实管用的建议等，都要延缓结项。第四种情况是成果有明显政治倾向错误，且项目负责人对其错误观点坚持不改，或成果有被查实的学术剽窃问题，那就要撤项，并上网公布，追回资助经费，三年内不允许再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第五种情况是成果没有政治硬伤，没有学术剽窃，但几经修改，水平始终上不去，没有什么价值，就采取“三不”政策对待，即不发结项证书，不允许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义出版，也不做撤项处理。
问6：据说一些高校对本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者进行“资金配套”。这是否意味着“国家社科基金”对项目的资金资助额略有不足？
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的经费是多还是少，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国家社科基金与自然科学基金比，经费总额和项目资助额度都太少了。另一种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需要太多的经费，现在资助的额度已经不少了。过去国家社科基金一个项目只有几千块钱，后来上万，现在连资助最少的青年项目的经费也达到7.5万了，如果从纵向比较来看，现在是过去的几倍，足够了。可见，经费够不够用，也是见仁见智。事实上，在评审课题时，我们是根据具体课题的性质、内容、难度和课题的实际工作量由专家来确定课题资助经费的额度。至于这些经费在实际研究中够不够用，也是因题而异、因人而异的，有没有田野调查不一样，出不出国考察更不一样。
由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质量越来越高，权威性越来越大，因此越来越受社科界的重视。各高校普遍把是否承担、承担多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衡量自己研究实力的硬指标。因此，配套经费的出现，主要不是弥补经费不足，而是一种激励。为了鼓励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有的学校会拿出配套资金以激励学者。我们欢迎这种做法。但是这种配套激励要合情合理，要权衡投入产出效益。配套经费应该用在刀刃上，真正有利于科研、有利于出精品，而不仅仅是鼓励立项，重要的是鼓励高质量的结项，鼓励多出优秀成果。
问7：每年成果鉴定中的不合格项目、未能按时完成的项目大概占当年多大比例？未能按期完成项目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如何处理？
答：不能一次性通过鉴定结项的项目约占50%，经过修改后，绝大多数都能通过。撤项的比例每年有三四项，按“三不”政策处理的顶多一两项。
对于未能按期结项的课题，我们要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如果是无端拖延，其项目将会被清理；如果是应用对策性研究，已经时过境迁了，还未完成，也将被清理；对于基础理论研究，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超出原来设计，但却很有必要深入研究的新问题，则允许其延期。一般说来，应用对策研究更强调时效性，不允许延期，而基础理论研究往往需要“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时间服从质量，允许适当延期。
问8：我们注意到，《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第三批的10 部成果中，有多达9 部是文学方面的著作。这是否意味着，文学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或者说，文学在近年的中国学术的总体发展中，表现突出？
答：我们不能只看第三批成果文库的选题。第三批成果文库的文学方面选题是多了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批都是这样。我们遴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题材主要是基础理论研究，除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之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哲学、宗教学、国际问题、民族问题、考古学、语言学等方面的成果都在遴选之列。凡是上述学科中价值厚重的优秀成果，都有希望纳入成果文库。需要注意的是，应用对策研究的优秀成果则主要以《成果要报》形式向中央有关决策部门反映。
当然，文学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陶冶道德情操、引领社会思潮、哺育民族精神、传承优秀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个人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文学研究已经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渐渐回归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统一的理性状态，越来越多的作家都能自觉地把追求真善美同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兴旺联系起来，更加注重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我们选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成果都各有侧重地体现了这些特点。
问9：2009 年的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指南》是否会有一些方向性的调整？
答：大的方向不会有调整，但会充实一些重要内容。应当说大政方针已定，即更好地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今后会进一步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决策和重大工作部署更好地渗透到《课题指南》中去。改革开放30 年的历史经验总结，以及近年来我国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重大自然灾害、组织重大国际活动的经验总结，都要充实到《课题指南》中。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将进一步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课题规划和《课题指南》，因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是我们党的根本性的长期战略任务。对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双重探索，应该及时反映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去，因而也必须体现在我们的《课题指南》中。
问10：认为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工作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和改进？
答：根据近年来的调查研究，我感到有四个方面工作还需要加强和改进。一是要调整和充实会议评审专家库。把那些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优秀专家充实到会议评审专家库中来，而对于个别信誉不良的专家，要从专家库中除名。另外，会议评审专家库的扩大，可以使上会专家的遴选更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这将有利于降低“攻关”的可能性，有利于增强评审工作的客观公正性。
二是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通讯评审机制。要在网上尽可能充实通讯评审专家的学术信息。通讯评审专家库应该不仅能提供其学术研究的一级和二级学科名称，而且能提供近期学术关注和研究成果的情况。这样，我们在组织通讯评审时，才能找准专家，才能保证通讯评审在专业对口上是公正合理的。
三是在学科设置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许多专家提出，经济学涉及的二级学科很多，目前仅仅分为理论经济和应用经济，已显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应该如何设置值得探讨。另外，管理学只在自然科学基金中单列学科，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却没有单列学科。但从理论上讲，管理学应该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范围。如何在国家社科基金中解决好管理学课题的申报和评审问题，也应该着手解决。还有，我们一直鼓励学科创新，但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等方面的课题究竟应该如何申报和评审，尚没有成熟的做法，同样需要尝试学科设置改革。
四是应该进一步加强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的宣传和转化。如何使国家社科基金提供的创新成果和知识信息能够更多更快地为学界和政界所利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许多学者提议建立国家社科基金成果的数据库，认为这可以降低科研成本，避免重复性的劳动。这个建议是有道理的，但其中涉及版权问题和其他比较复杂的关系，需要协调有关方面来统筹考虑。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8年10月9日）